『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进北平后，周恩来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奔走在香山和中南海之间。1949年3月25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后先到颐和园休息。上午，周恩来让成元功留下看管文件等物。他同有关同志到西苑机场察看阅兵式的现场。下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之后，和随从人员驱车前往香山。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原香山饭店右侧的一个小院里，共有7间小平房，呈三角形，通过走廊相互连接，室内陈设简单。
周恩来在香山的日子里工作头绪很多：一是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二是准备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谈判；三是兼任总参谋长要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到香山的第二天，周恩来就进城拜会民主人士。当时在城里活动的地点主要有三处：一是北京饭店，那里住的主要是民主人士；二是六国饭店，这里是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的住处；三是中南海勤政殿，国共谈判、重要会谈和会见客人都在这里。周恩来白天进城工作，晚上回香山。当时道路很不好走，每次从香山到中南海往返一趟，都要经青龙桥、海淀、西直门等处，需一个小时左右。有时一天跑两趟。有一次回香山，因已是深夜，西直门城门已关闭，经交涉后打开城门，周恩来和随从人员才回到香山。
那时，北平的条件很差，通讯也很不方便，经常有打不通电话的情况，这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有时有急事打不通电话，急得团团转也无济于事，只好乘汽车往返。有一次是周恩来晚上在中南海办公，有急事找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打20分钟电话也要不通，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让成元功乘汽车到煤渣胡同把人接来。还有一次是从香山要城里六国饭店的电话，很长时间要不通。那天是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黄绍竑等人要乘飞机回南京请示和平协议签字的问题，周恩来有事要交代，最后他不得不乘汽车赶到西苑机场同他们面谈。当时去西苑机场要经过青龙桥、海淀、紫竹院、机场路才能到机场。路上周恩来几次催司机把车开快一点，说一定要在飞机起飞前赶到。路面差，司机又不熟悉路况，最高车速达每小时70英里以上。到达机场时恰好黄绍竑等人正在登机，周恩来在飞机旁与他们谈了话。回来的路上，周恩来表扬了司机钟步云同志。
4月20日晚，周恩来与中共和谈代表去六国饭店同国民党和谈代表约谈。4月20日是和谈协议签字的最后期限。谈话结束后，张治中走出会客室送周恩来。他们边走边谈，当走到楼梯口时，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依你看，我们渡江要多长时间？”张治中沉思片刻说：“宁、沪、杭地区国军有40多万军队。防线已有几个月的准备，工事坚固，又有海、空军配合，依我看，你们没有5至7天的时间怕渡不过去。”周恩来微笑着和他握手告别。回到中南海勤政殿通宵办公，大约到凌晨3点多钟接到了前线打来的战况电话，电话中报告说，我们三个军已在裕溪口至枞阳镇一线渡江成功了。早7点多钟，周恩来叫成元功要通六国饭店张治中的电话，通话时周恩来说：“文白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已于今晨在你的老家安徽芜湖、铜陵、贵池一线渡江成功了。另外浦口我军报告，电讯局要通了南京电讯局的电话，他们说：他们（指国民党）都跑光了，我们等着你们来接收。”
当时，邓颖超正在参加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城里妇联办公室，很少回香山。他们二人见面时，邓颖超总是风趣地说：“我们又是几天没见面了。”
当时，北平的社会治安状况很复杂。虽然和平解放了，傅作义的国民党部队已被改编了，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却仍时有发生。青岛、长山列岛还未解放，这里的敌情仍对我解放的地区有较大影响。5月4日，国民党6架飞机偷袭了南苑机场，投弹30枚，炸毁机库1个、飞机4架、房屋20幢，死伤24人。4月25日，北平电车总厂失火，烧毁电车42辆，造成很大经济损失。4月25日，周恩来进城给情报、公安部门的干部作报告，报告会前先听了汇报。报告有针对性地要求情报、公安干部：“今后发生问题，干部要到现场”。“要受气不叫，有苦不说，舍已救人，冒险犯难，埋头苦干，长期艰苦奋斗，并传之后代。”那时，香山挖了防空洞，景山顶上安有防空报警器。有一天上午，得知敌机要来空袭，周恩来等到北郊土城的树林里躲避。每次开大型会议，周恩来都指示公安部门采取疏散隐蔽措施，以防万一。
当时，从香山到中南海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汽车，但也是很少很旧的。周恩来用的一辆车是从天津调来的紫红色科力司牌美国车，很显眼，全北平就这么一辆这种颜色的车。邓颖超建议给更换一辆，但别的车更破旧，不能保证工作，只好用它。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在一段时间里有关部门给周恩来派了一辆随从车，是旧吉普车，速度慢跟不上，有时周恩来还得停车等它，闹过不少笑话。
周恩来就是在这种情况复杂、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日理万机地工作着。
在香山期间，有一次在去毛泽东处开会途中发现看错了表，出来的时间早了，于是，他顺便到香山饭店转了一圈，问及一些情况，同伙房同志见了面。
到了香山之后，周恩来在城里中南海那边的事情就日益多起来。本来，齐燕铭、周子健、申伯纯一行，已经早于1949年2月3日就进入了中南海，即接管了南海范围的房屋（中海部分因北平市政府和民政局在那里办公，到4月间中央办公厅才全部接收那里的房屋），立即成立中南海办事处。在中南海办事处里，周子健任处长，负责整修房屋、打扫卫生等繁重工作。因为中南海是明清皇朝贵族王公的住宅和花园，许多建筑物都已破旧。北平解放前国民党的“华北剿总”就在里面办公。他们只管使用，不管修理，许多房屋，都搞得破烂不堪，到处堆着垃圾。中南海里则杂草丛生，污泥堆积，成为蚊虫滋生地。后来动员了部队才把污泥清理出去。对准备给中央领导同志居住和活动的颐年堂，准备政协筹备会办公、开会的勤政殿和开大会用的怀仁堂，更是清理修缮的重点，还要进行扫雷、防火等安全检查。
同时，申伯纯率领交际处人员，接管了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远东饭店等大饭店，协同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等有关单位，进行人员审查、政治教育和布置安全保卫工作等等，为即将集中北平的大批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提供生活和工作保障。
2月10日，住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已到达北平。14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到北平，以便集中起来协商大计，成立新政协筹备会。25日，李济深一行35人由林伯渠、高崇民（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陪同，乘专列火车到达北平，由统战部负责接待，安排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统战部在每个饭店都派有联络员，以便随时反映民主人士的情况和要求，帮助他们安排活动。根据中央指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名义，于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天津、李家庄来北平及留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刚从西柏坡回北平的“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章士剑、江庸、邵力子也应邀参加。林伯渠、董必武、彭真、薄一波、聂荣臻等负责人也都参加了欢迎大会，宾主共400多人，欢迎会开得隆重热烈。这是北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欢迎民主人士的政治盛会。会后又到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周北峰等亦应邀赴宴。宴会结束后，大家观看了文艺节目。
3月10日，李维汉率领统战部大部分人员到达北平。李维汉住在丰泽园内的颐年堂后院的正厅，其余人员多住在居仁堂。一下车，他们就全部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白天，李维汉等统战部的领导人拜访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筹备政协和党派工作的意见；晚上，统战部又组织了情况汇报会，把民主人士的情况和意见书面报告周恩来和中央，还组织了许多座谈会。因为华东解放军即将占领上海，为征求接管上海的意见，就进行了7次座谈。会后还把许多好意见整理出来，报告中央并电告华东局参考。
童小鹏和机要科是3月15日到达北平的，童小鹏与紫非先住在颐年堂大厅的西侧，没过几天，因大厅要接待客人，就搬到了后院的东厢房。这时，因军委三局电台设在西郊八大处，送报不方便，所以就在中南海又专设了一部电台和上海、香港等秘密电台进行联络。
3月25日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北平。当日下午，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界代表人士共1000多人，在西苑机场热烈欢迎。统战部负责民主人士的接送和安排。毛泽东、朱德等到机场后，先同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郭沫若、马叙伦、谭平山、章伯钧、柳亚子、茅盾等见面，亲切握手，然后乘吉普车检阅人民解放军。因为北平城内的安全工作还没有布置好，中央和军委在北平城内的房子还要有一段时间准备，所以中央、军委首脑机关就先住在香山。
中央机要处住在香山慈幼院（老师和小孩已搬进城内）。为了保障密码的安全，中央规定，机密电报一般不抄送驻城内部门，要各部部长每几天到香山机要处看一次电报。李维汉因工作很忙，没时间去看电报，就派童小鹏去看，将有关统战部的批注请机要处加抄，其他的就回来向他口头传达。有一次看完电报回城，走到青龙桥附近，车子起火了，司机脱下棉衣将火扑灭。车不能走了，等了好久，天已黑，后来遇到卫生部苏井观，才搭他的吉普车回到城里。
香山是个休息的好地方，但办公并不方便。香山离北平城有20多公里，当时道路狭窄不平，汽车都是从国民党那里接收来的破旧货，走一趟就要一个多小时，而且晚上来往不安全。这对于每天都要同民主人士打交道的周恩来来说，就很不方便。
为了减轻周恩来每天往返的劳累，约4月底（或5月初），警卫人员在中南海临时找了一间房子供周恩来休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除非见毛泽东或中央开会，就不用往香山跑了。为了工作方便，经李维汉、齐燕铭同他商量，在颐年堂后院东侧的一个四合院里给他布置了休息和办公室。北屋正房共5间，他不愿全占，只要东边两间，西边两间给林伯渠，中间一间作吃饭和会客室。因电报、文件和信件很多，统战部派杨超给周恩来当秘书（不久，杨超随军入川，由于刚接替）。警卫员住在东厢房，童小鹏和紫非住在西厢房，中间是过道。在这期间，毛泽东要搬到城里办公，周恩来曾三次为毛泽东让房。为了工作方便，并考虑到将来政务院将设在中南海里的办公地点，最后周恩来选择了西花厅。他就在这里一直住了27年。
当毛泽东进住中南海后，为保证毛泽东和中南海的安全，周恩来指示，改进出入中南海的制度。当时出入中南海仅凭胸前佩戴的一枚证章，后改为带钢印的出入证。当时还没有条件实行带照片的证件。
中央机关到达北平后，周恩来就成了一个大忙人。
解放战争正在继续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发展，大军强渡长江天险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后方生产的恢复、交通线的修复和后勤供应的保障，以及对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战场的领导等等，无一不靠周恩来组织和指挥。大批民主人士到达北平，周恩来要分别拜访和接见。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派代表团来谈判。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就必须转入到和平谈判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上来。这样，就使得周恩来每天奔波于香山与城里之间，本来一天24小时他已不够用，每天还得花几小时在路上，更增加了他的负担。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5万人，使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在内外强大压力下，不得不于1949年正月21日宣布“引退”躲到奉化溪口老家幕后指挥，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让李宗仁出面和中共谈判。李宗仁企图通过国共和平谈判达到“划江而治”，在江南保留他的统治势力的目的，于是在1月22日发表文告，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接着，又连续派人来试探。3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张治中、邵子力、黄绍竑、章士剑、李蒸为代表与中共谈判。29日，又加派刘斐为代表，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定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谈判以1月14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八项条件为基础。4月1日，加派聂荣臻为代表。这样，周恩来就立即投入国共和谈的准备工作。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齐燕铭为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负责南京和谈代表团的接待和谈判时的秘书工作等。根据周恩来指示，南京代表团住六国饭店，谈判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统战部负责会场布置，警卫处负责安全保卫。
4月1日下午2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当晚6时，周恩来偕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到六国饭店看望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宴请他们。宴后，又同张治中作了个别长谈，共同商定从2日起到12日，双方代表作个别交谈，充分交换意见，然后再正式谈判。
从4月2日到12日，周恩来的工作十分紧张。除了他和张治中进行了多次个别交谈外，还要和中共其他代表碰头，了解个别交谈的情况，并向毛泽东报告。8日，周恩来陪张治中到香山和毛泽东长谈了4个多小时。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曾5次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报告国共和谈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八项条件，起草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于4月13日早晨交给南京政府代表团，并通知晚上正式会谈。经过反复磋商，接受了南京代表团的几十条修改意见。在15日第二次正式会谈中，南京代表团表示应该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在16日派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代总统）、何应钦（行政院院长）接受。
由于蒋介石、何应钦和白崇禧等的坚决反对，李宗仁、何应钦于20日深夜致电张治中及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4月2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即，“百万雄师过大江”，于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蒋介石盘踞22年的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
在周恩来恳切的劝导下，张治中与秘书长、顾问等和代表团全体代表全部留在北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
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南方、西南、西北胜利进军，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更加成熟了。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同时，即抓紧组织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经过反复协商和充分准备后，6月1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等。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人民团体共23个单位的代表134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先后讲了话。会上，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条例和新政协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名单。
当天晚上，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筹备会决定成立6个小组，分别负责以下工作：第一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第二组，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起草宣言；第五组，拟定政府组织大纲；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周恩来被推为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共同纲领，是各组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周恩来为此在勤政殿花了一星期时间，查阅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全文，经毛泽东审阅后提交小组讨论。同样，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也是一件极为复杂繁重的工作，需要周恩来亲自领导，有争议的还得他亲自出面商谈。
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繁忙的工作中迎来了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