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1949年8月5日，政协筹备会工作组决定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8月24日，工作小组讨论国徽应征图稿。在征集国徽的过程中，新政协筹备会先后共收到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讨论中，专家们发现，投稿者把国徽完全误解为国标，因此，所有投稿者绘制的都是和国旗一样的国家标记的所谓国徽图案，均不可采用。因此，工作小组建议另请专家拟制，等收到合适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9月14日，工作小组传达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这次会议上，大家也都对国徽应征图稿不满意。毛泽东最后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9月27日召开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四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原新政协大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审查委员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时，被邀请参加这项工作的专家有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建筑家、画家等，他们包括梁思成、林徽音、李宗津、莫宗江、朱畅中、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汪国瑜、高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张正宇等人，具体工作由钟灵负责联系。
中南海的待月轩，就是专家们经常讨论和修改国徽图案的地方。
实际上，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家们就已着手进行国徽设计。1949年9月25日，张仃、钟灵提出五个与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说明书写道：“齿轮，嘉禾的结合，代表工农联盟。”“衬景及五角红星，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及共产主义的光芒普照全球。”“地球上面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表现了我国特征-—地域辽阔广大。”
也大约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了一个国徽图案，被要求修改并参加复选。经过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工逊、高庄、梁思成的协助，10月23日提出修改方案，写出说明书：“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
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后来又提出一个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图案。这个方案与上述两个方案于1950年6月10日送到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政协常委会对这三个方案均不满意，但对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表示肯定，决定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之一设计国徽。
马叙伦、沈雁冰在1950年6月21日写出的《国徽审查组报告》中，对6月10日的这次会议有明确记载：计得有仿政协会徽拟制的五个图案，亦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图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拟制的两个图案，一并送请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定。经常委会认为均未恰当，指示以第二种方式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之所以否定第一种方案，当时主要认为该方案天安门色彩鲜艳、写实，形象是斜透视的。
6月11日，国徽组召开会议，对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提出的“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进行讨论。张奚若介绍道：“昨天我参加第五次常务会议，感觉天安门这个图式中的屋檐阴影可用绿色，房子是一种斜纹式，但是有人批评它像日本房子，似乎有点像唐朝的建筑物，……后来我与周总理谈过后，认为采取上述图样房子是必须加以修改的。”
梁思成发言：“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
张奚若、沈雁冰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天安门代表了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最后，这次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此后，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竞赛。
6月15日,张仃拿出其新设计的由张光宇、周令钊提供技术意见，曹肇基助理绘图的国徽图案，并写出说明书：(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说明书中还附上一份设计人意见书，针对梁思成的观点提出意见，摘录如下：
第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第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第三，关于继承美术历史传统问题。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承继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
第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用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多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趣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6月11日，国徽组同意采用天安门图形之后，在周恩来的提示下，梁思成已接受以天安门为题材设计国徽，并将天安门设计成正立面图案。梁思成并不反对采用中国占建筑中最常见的金、朱二色，在林徽因、莫宗江1949年10月23日提出的方案中，这两种色彩均已采用。
6月15日晚8时，国徽组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新绘制的三幅图案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方案。梁思成发言：“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仁，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它必须庄严稳重。”梁思成还提出：国徽不能像风景画。“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若如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必须庄严。
田汉提出不同意见：“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为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情绪……梁先生的离我们远些，张先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
这次会议决定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中的两幅进行合并：“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6月16日,梁思成拿出新修订的图案，国徽审查小组再次开会，将这一方案与张仃方案进行比较。沈雁冰写出《国徽审查小组报告》，摘录如下：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于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像真些。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沈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得两图都不理想。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由于一些评委又提出修改意见，梁思成再次组织人员修订图稿，于次日写出说明书，说明这次的设计是以全国委员会国徽小组讨论所决定采用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因为天安门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而它前面还有石桥、华表等许多复杂的实物，所以处理它的技术很需要考虑。掌握象征化的原则必须：（一）极力避免画面化，不要使它成为一幅风景画。这就要避免深度透视的应用，并避免写真的色彩。（二）一切需图案化象征化，象征主题内容的天安门，同其他象征的实物的画法的繁简必须约略相同，相互组成一个图案。
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
……用纯金色浮雕的手法处理天安门，省略了繁琐的细节与色彩，为使天安门象征化而更适合于国徽的体裁。红色描金，是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兼有华丽与庄严的效果。采用作为国徽的色彩是为中国劳动人民所爱好，并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
6月20日，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最后一次评审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分别提出的方案，最终确定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林徽因等八位教师设计的国徽方案中选，并送政协大会表决。
在这次会议上，郑振铎、张奚若、沈雁冰认为清华大学方案“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周恩来对清华大学方案评论道：“图下面带子联结一起，象征着工农团结。”周恩来与马叙伦提出，清华大学方案“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中央美术学院方案“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但不够庄严。”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国旗、国歌、国徽中选方案的褒奖问题。马叙伦认为清华大学中选方案（二图）是由中央美术学院最初绘有天安门的方案（六图）改造而来的，提出褒奖时要重视这一因素：“二图与六图尽管体系性质不同，但二图的图样是由六图改造而成的，所以最初造意与描仿画下来的都不能不奖。给奖章纪念册都不成问题，奖金多少，望大家考虑。”
郑振铎、张奚若提出不同意见。郑振铎认为不能只考虑天安门这一因素：“最初的图不但有天安门，而且国旗也包括在内，这点在给奖时应提起注意。”郑振铎显然注意到了，清华大学虽不是最早采用天安门形象的，但却是最早、并始终把国旗上的五星设计入方案的，而正是把天安门置于五星红旗之下，才充分体现了政权特征。
张奚若更是坦率地说：“这不是大家分钱的问题，而是对当选者一个隆重奖励，并表示对国徽的尊重。第六图虽有天安门，并非个人创造，而是抄政协徽章的内容。我主张当选者奖给一千万（旧币）元，其他则是另一个问题，可酌情给二等奖。”
马叙伦、沈雁冰最后提出：“当选国旗、国徽、国歌都一律奖给一千万（旧币）元，此外采用有天安门作内容的奖给五百万（旧币）元，照着画下来的也奖五百万（旧币）元。”大家一致同意。
清华大学营建系获得了国徽设计一等奖，并领到了一千万元（旧币）的奖金，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改进了国徽的稻穗细部形象。
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和审查，同意了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国徽审查委员会所拟定的国徽图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
会上，在审查国徽图案时，仍然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幅图案设计还不理想。张治中说：“国徽的背景和大前门香烟的背景相类似，使人看了有不够庄重的感觉，而且天安门是封建遗物，又是非永久性的建筑物，而国徽则是永久性的，是否考虑用别的东西代替？”但是最终的讨论，上述建议未被采纳。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
《说明》认为，通过的国徽图案是集体创作的，兼具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形式和色彩庄严而富丽。第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颇具“中国特征”。第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也蕴涵着地广物博之意；以绶带紧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
国徽图案通过之后，梁思成向中央推荐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来完成国徽立体浮雕模型的设计塑造任务。此后的一个多月，高庄反复探索、试作、比较和修改，在进行艺术造型过程中，他坚持政治性、艺术性、自然性和历史性四个标准的统一，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国徽形象要“向上”（表现新中国蓬勃向上）和“响亮”（色调要明快）的要求，并注意以实物比较和借鉴古代雕塑的表现手法，终于将国徽的立体模型塑造成功。
高庄塑造的国徽石膏模型，去掉了原图案麦稻穗参差不齐，绶带来龙去脉不清、缺少章法的弱点，解决了麦稻穗凹处留有缺口的问题，使整个图案显得更加刚劲、统一、庄重、稳定，成为一件政治上、艺术上都很成功的浮雕作品。这尊石膏国徽模型后来一直被高庄珍藏着。
8月18日，国徽审查组召开了有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一致通过了高庄制作的国徽石膏模型。
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终于诞生了。